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
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
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
她把医生得罪了吗？
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
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
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
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
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
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
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阿莉尔面对这样的事实：
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
她甚至说服自己：
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
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
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
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促成此事。
在这同时，阿莉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
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
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
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
“今天一切都好。”1月，阿莉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
当阿莉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
阿莉尔在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
在1月8日，阿莉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
“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
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阿莉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
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
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
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阿莉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
但在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阿莉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
她母亲患脾脏癌，已离死亡不远。
她坚持非要阿莉尔前去护理不可。
“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哈珀·多塞特告诉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