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记者说得言辞凿凿。
几人也没多提，影视圈大多数人还是有良心的，但良心也只有一点。此时，大家忖度着眼睛要放亮一点，别用洋品的人了，其他的，也没仔细想。我可能比他们想得多一点，因为我知道网络上叱咤风云的“朱实”，就是洋品的人。
“幸亏黄记者告诫，不然用了他们的人，拍摄过程中爆出来，搞得咱们影片审核不过，上映不了，那叫麻烦了！”老白感慨道。
大家又客客气气说了些场面话，酒杯转了几轮，酒酣耳热地散场。
我原以为事情就此为止，怎么样也想不到这事会和我牵扯。
谁知道两个月后，黄大刚又再次找到我。
“凉了！”
黄大刚找到我，就说这话。
“怎么了？”我问。
“那个女研究生没了，死无对证。”黄大刚说道，他擦了一把汗，“证据已经交警察那了，人死了，就不了了之。”
“不继续查了吗？”我有点奇怪。
“查个鬼！”黄大刚大叫一声，“人留了一封遗书，吞药死的，警察大概地调查了一下，房门没破坏痕迹，也没有他杀的迹象，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黄大刚怒气冲冲抱怨一阵，也就心平气和了。他在传媒行当待久了，对有的看不惯的事也能很快接受。到底那个行当都有说不出的苦衷。
“洋品算是逃过一劫。”黄大刚找了把椅子坐下，“举报得要有举报人……这还没立案呢，举报人就死了，查什么查？还不是老一套……”
“洋品就不查了？”
“不查了！”
黄大刚用力拍了下大腿。他喘了会儿气，心里还是不大好过，过好半晌，才犹豫地说道：“洋品这情况没那么简单，但转移资产，不是没有证据就能轻易定性的……”
黄大刚收到过相应的资料，但断断续续，不能成体系，所以也只能就此作罢。至于另一方面：“不过那些学生受要挟，靠他们敛财，这还是可以查一查……”
“那就更没结果了。”我说。
“怎么？”
“好容易研究生毕业，谁会有心思去举报导师？”我绕到桌子的另一头。
桌子上是明晃晃的灯光。
黄大刚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他挺无能为力的。
“拿到证件，能够正经走上社会，谁还愿意计较？”我说。
黄大刚义愤填膺，往桌面狠狠一拍：“难道就没人管吗？”
我耸耸肩，不答话。
这已经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了。
黄大刚虽然承认这个事实，但显然是不能接受这点。
他已经是老油条了，但看到不公的事，也想再争取一下。
“不行！我得要先问一遍！不得到否定答案，我就不死心！”他嘴里不住念叨着，拿起手机不停翻看。
他似乎是在找什么人。
我没说话，只是在桌子的对面坐下，也把玩手机。
良久，黄大刚说：“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他学生的电话。”
我抬头望了一眼他。他坐在桌子对面，头垂得低低的，眼睛快贴到手机屏幕上了。他脸上的神情凝重而庄重。
我终于叹口气：“各大院校的官网论坛都可以问问，互联网搜一搜……这可是个互联网时代！”
黄大刚猛地一抬下巴，望着我。
互联网时代是个大数据时代，任何人，犯的任何错误，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记录，储存记录，被人翻旧账。任何细小的错误都可能被机械记录了。似乎脸皮厚度和调动网民情绪的程度决定能生存环境、原谅与否。
在这里，无意中踩到一只狗的尾巴，有可能被网民喊打喊杀；在这里，有时打断无辜者的肋骨，也能被当成笑话。
除了危言耸听、谨小慎微，又或者意志极其强大的人，每个人或多或少在网络中留下记录。
黄大刚也意识到了，猛地低头。不一会儿，他从网络中搜到与吴寒岩联名发署论文的学生，又从各类网络资料中，找到他们的通讯方式。
“联络上了。”
黄大刚瞟了我一眼，飞快地拨打号码，嘟囔道：“好像是个刚从国外回来的……”
“哦，他叫什么？”
“颜思良。”
黄大刚飞快地嘟囔。
我愣了几秒，总觉得这名字熟悉，后来醍醐灌顶，这不是之前和我们在国外一起回来的那个戴曦的同学吗？
当即我哗地一下就站起来了，可接着，又陷入困惑的沉默中。
我迟疑着，不解着，最后却醒悟道：“这个人我可能认识！”
“啊？”
黄大刚一愣，旋即电话接通了。那边说了几句话，黄大刚忙答应下来。他挂断手机后，对我说道：“你也一块过去！”
“什么情况？”
“走！等到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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