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听过这首歌的，“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79年画了一个什么圈儿呢？就是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设为出口特区，这里面有三个都属于广东。
广东率先享受了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的各种优惠条件，成为投资引商的前沿阵地，港台企业纷纷来到广东投资办厂。
这些企业成立的多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广东本省的人口，是远远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因而为内地各省年轻人南下广东提供了前提条件。
于是，湖南、四川、贵州、湖北等内地省份的数以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打工者，纷纷前往广东寻梦。
许多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也纷纷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千里迢迢来到广东寻找更好的发展的机遇。
万科创始人王石、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联想创始人柳传志、TCL创始人李东生都曾经是南下大军的一员。
后来有媒体给这种现象取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孔雀东南飞”，而在当下，民间则用更通俗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来形容这一现象。
李耒和他们聊了聊，一个是收到亲戚来信准备去广东厂里上班的，“我表哥在香江人的厂子里上班，一个月能拿一百五，去年年底还拿了三百块的奖金，我过年求了他三回，他才勉强松口答应帮我问问。”
“拿这么多？该不是吹牛吧？”旁边有人不信。
要不是这具身体换了人，李耒肯定也不信，因为他在农业局上班，一个月才56块，这还是多亏了他是本科生的缘故。
“咋不信？香江人有钱得很，我表哥拿的还算少了，听说他们厂最多的光奖金都拿了一千块！比我们县县长拿的都多！”这位声音又大了几分，激动地脸红脖子粗。
实际上用县长来比较还是保守了，1984年，总设计师南巡的时候，去了特区渔民吴柏森家里，吴柏森家里孩子在合资厂打工，他自己当个体户，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元。
听了吴柏森的介绍后，总设计师的女儿在他耳边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呐！”
这一时期，特区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和其它地方差不多，但加上各种补助，那就了不得了。
一位特区报社的工作人员在日记里记录了他到特区第一个月的收入清单，“6月2日，来特区后第一次领工资，心情很激动，本月工资178.5元，其中行政19级工资86.5元，物价补贴2元，边防物差补贴20元，边防生活补贴70元。”
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吸引了大量百姓南下，等上车之后，根据他们的交谈，李耒估摸着，起码有一半儿是想去广东寻找发财机会的。
说起来李耒其实也一样，不过他并不打算去厂里打工，每个月一百多的工资在当下固然很高，但对他来讲却没多少吸引力。
李耒坐在最里面的座位上，这倒是省心了，他把包夹在里面，趴在小桌上就睡，一口气从凌晨四点睡到中午一点多才醒。
去洗了把脸清醒下，又接了杯开水，回到座位，拿出干粮吃了起来，吃完问了下邻座大哥，“这是到哪儿了？”
“刚过武昌，下一站岳阳！”
“那还早得很啊，还得熬上十六七个小时。”李耒活动活动关节，长途硬座车的滋味可不好受。
“你好歹有个座位，我站的腿都肿了！”过道里一位大哥开玩笑道。
“你来坐会儿，我起来走两步。”李耒起身把座位让给他，长途硬座，老是坐着也难受。
邻座往里挪了挪，把端头留给他，大哥连声道谢，从口袋里掏出烟散了一圈儿，“谢谢谢谢，兄弟抽一根儿？”
这年头还没只能去火车连接处抽烟的规矩，大家伙都笑呵呵的接过抽了起来，李耒陷入纠结之中，我到底是抽一手烟好呢，还是抽二手烟？
后来想想，就算抽一手烟似乎也不会耽误吸二手烟，于是婉言谢绝，走到连接处透气去了。
下午三点四十六，火车停靠在岳阳车站，停车时间十分钟，车里的人纷纷涌下来呼吸新鲜空气。
李耒看到车站有报刊亭，便去买了几份报纸来打发时间，等火车重新开动的时候，他回到座位翻看起来。
这些报纸上，有两篇文章引起了李耒的兴趣，一篇是号召向张海迪学习的，另一篇是关于冯爱倩的。
张海迪是山东人，小时候因患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她没有因为身体上的残疾自暴自弃，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和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开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
被誉为当代保尔，今年三月份，团中央召开命名表彰大会，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光荣称号，并作出向她学习的决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