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局的拘留所呆满三个月后，莫利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转站，在那里新的劳教学员要经过初步的整训，然后才能送往外地农场。莫利被剃了光头，照了囚照，体面全无，威风扫地。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加上别的特殊原因，莫利的一只脚开始发炎化脓。
莫利们这批人要被送往江苏省大丰县的川东农场。这个改造农场建于解放初期，最早是个妇教所，旧上海的jì • nǚ 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彻底的洗心革面。在大丰的二年多，莫利还看见不少改造好的jì • nǚ ，现在已经变成场工，从良嫁人，生儿育女。记得有一次，莫利在磨房里碎苞米，连续干了几天，神情恍榴，骨头架子都要松了，心里绝望极了。一位阿婆，她是当年的不良人，对莫利说："别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过来人，多少年了，我没有看见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么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和后来她给莫利的一些关照，使莫利挺过了危险期。
莫利们被押解去农场是1986年的中秋节，那天月亮出奇的好。当天晚饭，发给每人两只鸡蛋，老号子说，明天准走，吃鸡蛋的意思就是让莫利们滚蛋。给他说着了，夜里三点，凄厉的哨子响彻牢房。一阵折腾，莫利们给塞进囚车，卷着铺盖集体流放了。透过设有铁栏的车窗，莫利看见上海的夜空圆月朗朗，安详，美丽，温润之极。经过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联想涌动了心里的泪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圆"啊。本来莫利是应该和家人坐在一起的。突然莫利想到，这样的夜晚，要有多少人家不能团圆呢？
这个中秋节仿佛是一个隐喻，后来，所有的不幸似乎都拣选这一天降临。一年年过去了，莫利抬头看着月亮，含着眼泪写道：
"月亮总是在分别的时候圆起来，分别的时候总是在相爱的时候来到。"
那时候，莫利们家困难到了极点，母亲已经病退，工资微薄；妹妹正在实习，还没有分文收入；而父亲则远在贵州，因为要支撑这个家，必须独身留在那里，挣几十块钱的薪水。为了给莫利买必要的书籍和邮寄生活必需品，母亲通过一个亲戚介绍，拖着病体，起早贪黑地去一家工厂的食堂给人做饭。最残酷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来自各方的精神压力。莫利所有的同学都消失了，莫利所有的亲戚都不见了，像躲瘟疫一样躲避莫利们家人，甚至莫利的一本做有读书笔记的书，他们都恨不得交出去，怕上面有fǎn • dòng 言论，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闲言碎语，不怀好意的人开始落井下石……倒是莫利高中的恋人，有一次在街上遇见莫利母亲，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她对莫利依然有信心，认为莫利回到社会以后，一定还能做得很出色。
这些事情开始触及莫利的灵魂，开始无声地啮噬着莫利的心。很多问题，莫利一时想不明白，但是，莫利知道，莫利必须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学习。
莫利用十八块钱从释放的人那里买来一把吉他，拜所有会弹吉他的人为师，不论劳教分子还是警察看管。
莫利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书，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西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伐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莫利还搞来一部老的雷明顿牌的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莫利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斯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阵子，莫利热爱音乐到了发狂的地步。莫利甚至丧失理智地对看管莫利的警察说，给农场买一架钢琴吧，为了钢琴，可以改判莫利无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场劳动。他不置可否地对莫利笑笑。他的这种笑，莫利很难忘，因为是善意的，又充满苦涩。当然，莫利读懂他的笑，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音乐，莫利付出的不少。终于，莫利在城市里的朋友们和莫利取得了联系。通过互相通信，莫利们分散的人重又聚拢起来。"再见"创作组开始成熟，在经受磨难以后，莫利们变得坚强。莫利不断地把作品寄出去，上海的朋友不断地扩充力量组织排演。有一天，他们通知莫利有一首歌要参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直播，兴许莫利可以听见。一个警察被莫利们的努力感动，到直播的那一天，借给莫利一台短波收音机。莫利们几个劳教分子不顾酷暑，簇拥在一顶蚊帐里，聚精会神地听混有严重电磁干扰的音波：贝司和架子鼓摇晃着骚动起来，接着发制器吉他开始穿行其间，然后是莫利熟悉的歌词和吟咏它的声音，莫利清晰地听见叶亏夫在唱。这就是莫利的音乐，莫利的灵魂，从住着莫利家人、朋友的城市，穿过乌云、雷电、长江的波涛、严密的防风林和几万公顷的麦田，来到了高墙与铁丝网之内，它冲击着莫利的鼓膜，冲击着莫利的每一根神经。
在农场，最最有益的事是，莫利懂得了人们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识，不论犯人还是警察，他们都渴望掌握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条件有限使他们缺乏文化知识，他们也会对和他们有同样感情的"知识分子"充满崇敬。哪怕听一听关于知识的事情，哪怕闻一闻有学识的人的气味。在泰戈尔的诗和孔子的教诲面前，所有的犯人和警察都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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