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菜洗得差不多了，我和你阿婆进屋生火做饭。”
阿婆叹了口气，走前还不忘伸手拍了拍浓浓的背，小声宽慰：“别怕啊，没什么事。”
两个老人进了里屋，门帘放下，把风声挡在了外头。
门廊下只剩母女俩。
养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千元大钞，压在石桌上：“后天半夜，搭船去澳门，那边有我以前的同学接应。在那边安顿一年，等明年七月大局定了，到时候再办理特批迁回，回内地，你爸爸那边给你留了套房子，工作给你安排好，安安稳稳过下半辈子。”
“妈妈，你和爸爸到底在做什么？”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我不是你们亲生，你们也不是真夫妻，为什么养我这么多年？”
“阿公阿婆说的？”
“我小时候记忆力很好。”
七九年那会，传港督要收紧抵垒政策彻底关闸的风声。一家三口带着一个小婴儿，排在九龙市区人民入境事务处门外，不仅不会引起政治部的怀疑，连洋行做背调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身家清白拖家带口想在香港扎根的家庭。
小孩子是孤儿院带出来的，虽说是为了方便过关，但这些年两人也是没少费心思，吃穿住都紧着她。
养母虽然没说他们是做什么的，浓浓也大概猜到了，总之是北边派来给明年交接铺路，压阵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