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方印。寿山石的，淡黄，印面上刻着“平安”。字是反过来刻的，刻反了。
帕子里夹着一张纸条，只一行：
“就是那一方。扔了可惜，你拿去压纸。”
姜昭蘸了一点印泥，在废纸上压了一下。
纸上落下的字是反的，左右也调了个个儿，乍一看，像是“安平”。
她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笑了，把那方印擦干净，搁在了笔架旁边，跟那方青田石的“昭”字印并排。
竹屏风那头一直没有动静。
她拿了两个糖霜梨，搁在一只小碟子里，从屏风边上递过去。
“你的。”
张惟明看了那只碟子一眼。
“我不爱吃甜的。”
姜昭也不劝，把碟子搁在屏风脚边的小凳上，转身回了自己书案。
屏风那头静了一会儿。
小凳上的碟子，叫人拿走了。
过了一会儿，屏风那头传来很轻的一声，是咬碎糖霜的响。
那一回她回寄的，是一匣熹微，一罐今年秋天的桂花乌龙，一包笋干。
笋干是罗厨娘收了一冬舍不得动的天目山冬笋。信里姜昭替她传话：
“罗厨娘说，要拿淘米水泡一夜，炖鸭子，不许拿冷水泡，冷水泡出来是柴的。”
信尾，她拿那方刻反了的印，在“昭”字底下也压了一下。
冬月里，家里的信也到了。
是苏梧的亲笔。苏梧写信不爱写长，一件事一行，从来不绕弯子。
“家中都好。你祖父入冬咳了几日，周大夫看过，吃了三帖药，好了。你大伯在北边看中几处煤窑，正议价。家里在永安设了分号，西市买下两间铺面，香料、药材各一间，大房那边的葛掌柜去打理。你爹说，往后北边的生意一年比一年重，你在北边，看见什么、听见什么，觉得家里该知道的，写信来。今年家里早早安排了船，书院腊月初一放了假就动身，旱路走到淮上，换自家的船南下，二十来日，赶得上小年。”
姜昭看完，折起来，正要收，发现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墨色比前头淡，是后添的：
“天凉了，你那只手炉，要常添炭。”
她把那一行看了很久。
九月里她自己的家信，末尾只夹了一句：“九月里身上来了，阿栀在，一切都好，娘放心。”
枕头边那只黄铜手炉，早上添的炭已经烧成了白灰。
她下床夹了两块新炭，添了进去。
冬月底，沉山长叫人来找她。
山长的院子在书院最后头，三间瓦房，院里一棵老松，一口石缸，缸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姜昭进门的时候，沉山长裹着一件半旧的灰鼠皮袄坐在廊下，膝盖上搭着一条毯子，手里捧着一只粗瓷茶碗。
“坐。”
姜昭在他下首的矮凳上坐了。
“常先生把你这一旬的策论送到我这儿来了。”沉山长说，“写的是常平仓。”
“是。”
“写得不坏。丰年籴，歉年粜。你算了一笔账，说一州之仓要存多少，才撑得过一个荒年。账算得清楚。”
姜昭没说话，等他的下一句。
“可你没写，”沉山长把茶碗搁在膝盖上，“仓里那些粮，到了荒年，还剩多少。”
姜昭愣了一下。
沉山长说，“书上写的仓，是满的。真正的仓，丰年的时候就是空的。”
“怎么会空？”
沉山长没答。他扶着廊柱站了起来。
“换身厚衣裳。后日旬休，跟我下山，去见两个人。”
那两个人，一个姓杜，一个姓邵。
杜老先生住在麓山县城东头，一座不大的宅子，门口两株老槐。车上沉山长说，他做过二十年的官，最后一任是河内路一个州的知州，致仕七八年了。邵先生住在城西，五十出头，做过两任通判，管的都是钱粮，去年才致仕，说是腿脚不好。
“其实是跟上司闹翻了。”沉山长闭着眼睛说，“这一句，你听过就忘。”
杜家的书房烧着地龙，暖得人一进门就冒汗。
老先生须发全白，嗓门大，说话时一只手拍着扶手。他听沉山长说了那篇常平仓，哈哈笑了一声。
“满的？小哥儿，我在任上头一件事就是看仓。仓门一开，外头一层是新米，白花花的，拿手一抄，底下全是糠，再往下，是沙。”
“沙？”
“就是沙。”杜老先生说，“账上丰年籴了一万石，实入仓的六千石。那四千石，胥吏吃一口，仓官吃一口，上头的人吃一口，吃到最后，拿沙填，拿糠盖，拿新米铺一层面子。上官来查，只看面子，不掀底子。”
姜昭眉心微蹙，“那您怎么办的？”
“我？”杜老先生又笑了一声，“我把仓官拿了，胥吏换了一批。”
“后来呢？”
“后来，新换上来的那一批，头两年规矩，第三年，又开始吃了。”
地龙烧得太旺，窗纸上凝了一层水汽，一道一道地往下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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