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头说：“这种生活挺好的，有吃有穿有钱花。”
大少爷问：“你还想不想过上更好的生活？”
光头问：“还有什么生活比现在更好？”
大少爷说：“早些年，东北有两个响马，一个叫大个子，一个叫小个子，他们两个都拉起了一干人马，干得红红火火。后来，朝廷招安，大个子和小个子都成了军队里的人。刚进队伍的时候，两个人平起平坐，可是，一年后，小个子干到了师长，手下有成万人；而大个子回家种地，当了农民。你知道为什么吗？”
光头听得兴趣盎然，他问：“为什么？”
大少爷说：“因为小个子识字，大个子不识字。”
光头疑惑地问：“打仗就是真刀真枪地干，还要识字干什么？”
大少爷说：“识字的人，就有计谋，知道怎么分析敌情，知道怎么排兵布阵，中国有很多讲打仗的书，他能够看懂；不识字的人，就不明白如何打仗，就不能借鉴先人的作战经验。所以，一个男人想要成气候，干大事，非要识字不可。”
光头笑着说：“这个故事是你编的吧？”
大少爷正色说：“小个子从小想上私塾学堂，但是家里穷，没有钱，他就天天蹲在窗下听先生讲课。私塾先生看到每天都有一个碎娃站在窗外，即使刮风下雨也不离开，就感到很好奇，问他站在这里干什么？那个碎娃说，我想上学。私塾先生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坐在学堂里上课，不收你的钱。就这样，这个碎娃学会了识字识数。官府收编了他之后，他作战善于运用智谋，升为了师长，坐镇沈阳。他把当年那个私塾先生接到了沈阳，让他在沈阳办学教书。这个私塾先生叫杨景荫，这个碎娃叫张作霖。”
光头吃惊地问：“是东北王张作霖吗？”
大少爷说：“除了他叫张作霖，谁还叫张作霖？”
光头沉吟不语，良久，他抬起头说：“好的，从今天开始，你在这里给我们教识字。”
光头当了一辈子响马，但是他不想让他的儿子也当响马，所以，他学习识字很努力。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学会了识字后，教给自己远在河南的儿子。响马也知道响马的名声不好听，所以，响马都不会在自己家门口当响马。
山上的日子很平静，也很无聊，在我们没有来到山上以前，响马们每天的日子就是喝酒赌钱；在我们来到山上以后，响马们的生活变成了学习文化课。
但是，学习文化课是一种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响马们不答应了。光头想成为一名好学生，但是并不是所有响马都想成为好学生。
每天，我和大少爷轮流给响马们上课。我们坚信，只要响马们有了文化知识，就不会做响马了，即使做响马，也会做一名好响马，不会滥杀无辜，不会劫贫济富。
有一天，轮到我给这伙响马上课。
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从前，有一个人，跟着先生学识字，先生写了一横，教给他说这是“一”；先生写了二横，教给他说这是“二”；先生写了三横，教给他说这是“三”。先生刚刚教完三，这个人就说：“我会写字了，你可以走了。”先生走了后，这个人自以为自己会写字了，洋洋得意，整天给人吹嘘。有一天，村中过红白喜事，就请这个人写礼单。来的客人姓万，这个人一听这个姓，就吓了一跳，拿出纸张在上面一笔一笔写了起来。写了很多，主人听到账房里没有动静，就跑过来看，看到纸张上有很多横线，问他这是在干什么，这个人说：“这个人也真是的，姓什么不好？偏偏要姓万，让我写了这么久，才写到三百。”
响马们听到我这样说，一齐哈哈大笑。
独眼站起来问：“那你说万字怎么写？”
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万字。
“千字怎么写？”
我写了一个千字。
“百字怎么写？”
我写了一个百字。
独眼说：“万千百，一个字和一个字都不一样。那你说从四到九怎么写？”
我又在黑板上写了从四到九。
独眼说：“tā • mā • de ，太难写了。你说这世上有多少字？”
我说：“没有几千，也有一万。”
独眼歪着头说：“这么多字啊，这要学到猴年马月？”
我说：“常用字只有一两千，只要学会这一两千就足够了。”
独眼愤愤不平地说：“学这么多字，还不把我的脑子学破了？哪里有打枪爽快？”
别的响马一听独眼这样说，也纷纷说：“不学了，打枪去。学这么多有啥用？”
我拦住独眼问：“你打枪多久了？”
独眼骄横地说：“三五年了。”
我又问道：“枪法怎么样？”
独眼很自负，他说：“指哪儿打哪儿，世间没有人能比我枪法更好。”
别的响马立即跟着起哄：“是的，二当家的枪法贼准。”
响马们正在起哄的时候，大少爷走过来了，大少爷听到响马们都在吹捧独眼的枪法，就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人，枪法也非常好。不如让他们比试比试，大家想不想看？”
响马们听说有人和独眼比试，立即更大声地起哄：“好啊，好啊，是谁和二当家的比枪法？”
大少爷说：“先别问是谁？我有一个条件，如果这个人枪法比二当家的好，你们以后就听这个人的；如果二当家的比这个人的枪法好，我和这个人以后都听二当家的。怎么样？”
响马们立即拍着手说：“好啊，好啊。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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