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夜，到天亮才收住。武修文从宿舍出来的时候，空气里全是泥土和盐分混在一起的味道，腥腥的，湿湿的，像有人把整个海田的海水都倒进了风里。他骑车载着陈晓明往镇东头走，车筐里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打印好的家长同意书。陈晓明坐在后座，书包抱在怀里，一路上没怎么说话。
“你爸早上在家吗？”武修文问。
“在。昨晚出海回来得晚，今天没出去。”陈晓明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小小的，像怕惊动路边树上的水珠。
陈晓明家在镇东头一条窄巷子里。门脸不大，红砖墙被海风吹得发黑，门口堆着几个泡沫箱，里面放着渔网和浮漂。武修文把车支在墙边，陈晓明先一步跳下车，跑进去喊人。出来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赤着脚，裤腿挽到膝盖，脚踝上还沾着没洗掉的泥。头发花白，可眼神很亮，一眼就让人觉得这是个在海上讨了大半辈子生活的人。
“老师啊，里面坐里面请。”男人把武修文让进屋。屋里陈设简单，正堂摆着一张旧木桌，墙上贴着陈晓明的奖状，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贴了满满一面墙。武修文看了一眼，奖状不算多，但每一张都贴得端端正正，边上用透明胶带封了一层又一层，显然是被反复抚平过的。
“陈师傅，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武修文在桌边坐下，把信封递过去，“下周我要去广州参加省级教学答辩，想把晓明带上。他这一年在数学上的进步非常大，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现场，让他看看更大的世界。”
陈晓明的父亲接过信封，没有马上拆。他低头看着上面的字，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说：“老师，我不识字。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你念给我听。”
这个平时在数学课堂上滔滔不绝的年轻老师，心脏像被什么攥了一下。他拆开信封，一句一句地念。念到“家长同意”四个字的时候，他停下来，把那个词单独重复了一遍。
“就是您在这里写个名字，就表示您同意他跟我去广州。”
男人听完，点了点头，起身去里屋找笔。他找了好一会儿，最后拿着一支圆珠笔出来，笔帽早就裂了，用透明胶缠着。他在桌上铺开那张同意书，握笔的姿势有些笨拙，像是握着船舵而不是笔。他写得很慢，每一笔都沉沉的，像在渔网上打结。
“陈晓明他爸，”男人写完后抬头看武修文，眼睛里有些发潮，“这孩子随我，嘴笨，不会说漂亮话。但他肯下力气。老师你带他，我放心。”
武修文把同意书折好放回信封。出门的时候，陈晓明站在门槛里面，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他父亲站在他身后，粗糙的大手搭在他肩膀上，拍了两下，也没说话。武修文看着这一对父子，忽然想起自己刚去松岗小学那会儿，父亲也是这样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一句话没说，光抽烟。世间最重的托付，往往都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回学校的路上，陈晓明坐在后座，忽然小声说了一句：“武老师，我爸昨晚用我的本子练签名，写到半夜。”
武修文没有回头。风从耳边呼呼地吹过去，他怕自己一回头，这个孩子会看见老师眼睛里的东西。
周一早上，新学期第一堂班会课，也是“梦想墙”升级和回访的日子。
武修文搬来一个梯子，把教室后面那面旧旧的泡沫板拆下来。上面还贴着上个学期孩子们写的梦想卡，五颜六色的便利贴，有的已经卷了边，有的字迹被海风熏得发黄。他一张一张揭下来，按名字整理好，再翻到教室前面的大屏幕上。黄诗娴在走廊上经过，看见他一个人站在梯子上，便走进来，帮他把拆下来的旧梦想卡收进纸盒里。
“你小心一点。”她仰着头说，声音比窗外的风还要轻。
“我小时候爬树比这高多了。”武修文笑着应了一句，可手还是扶紧了梯子。
班会课开始。武修文把六十六张旧梦想卡用磁扣贴在黑板上，满满当当的，像一面彩色的海。每一张都写着去年开学时孩子们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有的想考及格，有的想去县城看一次电影，有的想当班长，有的想为妈妈炒一盘不糊的青菜。还有一张，写的是“我想当一条会飞的鱼”。
“这是谁写的？”武修文拿起那张已经被潮气浸得发皱的便利贴。
班上一个坐在靠墙位置的女生慢慢举起手，脸涨得通红。她叫林小贝，平时在班里话不多，属于那种一学期也听不到她说满十句话的孩子。
“说说看，为什么想当会飞的鱼。”
林小贝站起来，手在裤缝上擦了两下，声音跟蚊子一样细：“因为鱼不能飞，大家都说鱼应该在水里。可是我觉得，鱼也可以飞。海那么大，天那么高，为什么鱼只能选一样？”
教室里安静了两秒。然后武修文看到陈晓明带头鼓起了掌。一个，两个，三个，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最后连成一片，把窗外那棵木麻黄上的水珠都震落了几滴。
“林小贝，你的梦想没有过期。”武修文把那张便利贴重新贴到新梦想墙的正中央，“去年它是梦想，今年它是答案。鱼到底能不能飞，不用问别人，问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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