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过完了，五月过完了，六月的书院热得厉害，讲堂朝北，还算凉快，可到了晌午，蝉在两株银杏上叫成一片，方夫子讲一句要停一句。
《千字文》在五月中旬讲完了，六月讲《三字经》和《百家姓》，方夫子讲得慢，一天二十四个字。蒙班的十五个孩子里，四月里又添了三个，有一半跟不上。姜昭每日上午问三到五个问题，问完说一句多谢先生。散学以后有半刻钟，她跟着方夫子到廊下，再问两个。
有一回她问：“先生，《百家姓》上头这些姓，是照什么排的？”
“照韵。”
“那为什么赵在头一个？”
方夫子答不上来，他回去翻了三天书，第四天才跟她说，编这本书的人是宋朝人，赵是那时候的国姓。
“那我们大靖为什么不重新编一本？”
方夫子看了她半天。
“这个我不知道。”他说，“你去问山长。”
三个月里，蒙班还发生了几件事。
吴小七的字不像蚯蚓了。他把手腕垫高了两个月，六月里方夫子当众夸了他一次，他红着脸回头看姜昭，姜昭冲他点了点头。姜硕的《三字经》背全了。他背完那天，散学以后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不知道该跟谁说。后来是姜砥把他拽走的。
郑元礼没有再打过架。他倒是跟人吵过一回，有个孩子说姜昭有病，郑元礼当场跳起来说那是胡说，他去年冬天还跟姜昭一块儿吃过一碟蜜煎。
那碟蜜煎其实是姜砥给他的。
椅子底下那只虫子，最后也没查出来是谁放的。姜硕报了那天早上的六个人名，六个人挨个问下来，都说没看见。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姜昭没有再提。她心里有数，这种事查不清是常态，重要的是往后不会再有第二只了，三个月里，她的坐褥换了三回，每一回都是阿松亲手铺的，铺之前掀起来看一遍。
七月初一，散学的时候，方夫子把姜昭叫住了。
“昭哥儿。”
“先生您找我？”
“山长有话让你带回去。”方夫子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信，“这封信你交给你祖父。”
姜昭两只手接过来。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只在封口处压了一小块蜡。
“先生，里头是什么啊？”
方夫子笑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他说，“山长封的。”
“那我能问一句吗？”
“你问。”
“是好事还是坏事？”
方夫子低头看着她，三个月前那个连案沿都够不着的孩子，如今坐在那张小案后头，一天写四十个字，问的问题角度刁钻，他有一半都答不上来。
“你自己觉得呢？”
姜昭想了想，“不知道。”
反正总归不是坏事。
姜昭把信收进书箱最里头，压在那块素白帕子下面。
“多谢先生。”
那封信是姜昭亲手交到姜鹤年手上的，老太爷正在主院用晚饭，一听是书院来的信，筷子当场就放下了。他把蜡挑开，抽出信纸，看了一遍。看完他没说话，又看了一遍。
“知让。”
“爹。”
“明日辰正，你跟我去书院。”
“信上说什么？”姜鹤年把信折起来，收进袖子里。
“我不知道。”他说，“上头就一句话：请姜翁与令郎明日至书院一叙。”
那天夜里，主院的灯亮到很晚，二房的灯也亮到很晚。
苏梧坐在床边，一直没有睡。
“知让，你说，是不是三个月不成？”
姜知让没有答。
那一夜他也没睡好。
七月初二，辰正。
沈山长还是在西边那间小书房见的客，窗外那株老梅，只剩叶子，屋里陈设跟四个月前一模一样，那只笔筒里还是七八支秃了头的笔。
茶上来了，还是碧螺，姜鹤年这一回没有先说话。他坐着，两只手放在膝上，脊背绷得很直。姜知让坐在他下首。
沈山长端起茶盏，喝了一口，“三个月到了。”
“是。”姜鹤年说，“沈老先生的话，我记着。今日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听。”
“我先说三件小事。”沈山长把茶盏放下。
“三个月里，他一日未旷，四月里下过一场大雨，城东那条巷子积水到脚踝，那天蒙班到了七个人，你们家三个都到了。”
姜知让抬了抬眼。
“六月里最热的那几天，午后我叫方先生放蒙班早散半个时辰。他没走，他在站在廊下等，等方先生喝完茶，又问了两个问题才走。”
沈山长喝了口茶，接着说，“有人在他椅子底下放了一只臭虫，他坐了一个时辰，没有动，没有哭，上完了课，散学后他谁都没告诉，自己回了家。”
姜鹤年的手在膝上攥住了，“这件事我知道。”
沈山长说，“我那天在窗外头。”
屋里静了一会儿。
“姜翁。”沈山长说，“做过两任知县，教了十几年的书，我见过的聪明孩子，两只手数不过来......但聪明是最不值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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