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麓书院三面靠山，一面临崖。站在崖边的石栏后头，能把麓安县城整个看在眼底。
门里迎上来一个师兄，说是奉了执事的话来领新生的。他叫陆衡，比姜昭早来两年，二十上下，个子不高，肩膀却宽，青衫洗得泛了白，两只袖口各接过一截，颜色新旧不一。
他伸手要替姜昭拉箱子，掌心一层厚茧。
姜昭说不用，一手一只，自己拉着走。陆衡也不坚持，把她那口装被褥的小箱扛上肩，走在前头引路，走两步便回头看一眼，不看她，看她身后那两只箱子。
前院铺着青石板，被几十年的鞋底磨得发亮，木轮滚在上头，只有一点沙沙的声音。院子正中立着一块石碑，碑首刻着“学规”两个篆字，底下的小楷密密麻麻，有几处字口里积了青苔。
“头一条，不许带小厮；第二条，不许饮酒博戏；第三条，不许私出山门。”
陆衡倒着走了两步，拿下巴点点那块碑，“后头还有三十几条，你慢慢看，犯哪条罚哪条。去年有人夜里翻墙下山吃羊肉，回来罚抄《曲礼》十遍。”
“真抄完了吗？”
“抄完了，后来又翻了一回墙。”陆衡说，“这回罚的是二十遍。”
前院北面是讲堂，五开间，檐下一块黑漆匾，柱子上的漆剥了几块，露出底下的杉木。堂门敞着，里头一排一排的矮案，案面擦得发亮，木纹一道一道看得清楚。
东山墙上贴着一张新告示，墨迹还亮。
姜昭停下来看。告示上写，五月十五，翰林院一位侍讲学士过院客讲，讲《周礼·考工记》，届时三舍同堂。
“这是客讲。”陆衡也凑过来瞅了一眼。“院里自己的夫子讲经讲史，一年到头就是那几位。客师是外头请来的，有名有姓的大儒，路过的、致仕回乡的、在任上告了假的，还有翰林院的老爷们——山长面子大，请得动。
来一回讲一回，有时讲三五天，有时讲一场就走。上回来的是一位知府，在任上的，讲了两天《刑统》，讲到后来把他自己审过的案子一桩一桩往外掏，堂里挤得门都关不上。”
“客讲人人都能听？”
“客讲、会讲，都是人人能听。会讲在每月初一，三舍同堂，山长亲自坐堂，是全院的人唯一凑在一处的时候。平日里各上各的。”
姜昭把告示又扫了一遍，才跟上去。
讲堂两侧是长长的回廊，廊外一溜老松，松针落了一地，踩上去还是软的，廊下三三两两坐着人，有的倚着廊柱，有的干脆盘腿坐在廊栏上，手里都捧着书。
读书声此起彼伏，读的竟是同一篇《禹贡》，只是南腔北调，各念各的。
一个把“冀州”念得又平又直，一个拖着长长的尾音，还有一个念到一半，被旁边的人拿书卷敲了一下脑袋。
“厥土惟白壤，是壤，不是让。”
“我们那儿就这么念。”
“你们那儿念的，考官听得懂吗？”
“考官又不听，考官看。”
陆衡领着她从廊下穿过去，那几个人抬头看了她一眼，目光落在箱子上，又落回书上。
回廊尽头分出三条路。陆衡站在路口，一条一条指给她看。
“往东是外舍，新生都在那边；往西是内舍，我在那头，丙字排；往北坡上走，是上舍。每一季有季考、年底有岁考，考得好的，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拢共三十个位子，坐满了，底下的人就得等。”
“等什么？”
“等上头的人上京会试，或者考砸了降回来。上舍里一半是已经中了举的，在这儿再磨一两年，下了山就是进京。”陆衡笑了一下，“我等了两年，还在内舍。”
他说得轻松，姜昭便没接话。
“你们这一批新生名额有四十个，分两斋上课，按本经分。《诗》《书》的一斋、《易》《礼》《春秋》的一斋，分斋的榜明日入院考完贴出来。”
“每日早上讲经，分斋讲；午后史论、策论、诗赋轮着来，几斋并在一处；每旬交一回课艺，夫子批了发回来，批得好的贴在讲堂外头，批得不好的——”他顿了顿，“也贴。”
东边的路要绕过讲堂后头。
那里有一片空地，一棵老松底下摆着一张石案，围了十来个人，远远就听见嗓门。
站在石案北面的那个人个子极高，面色黝黑，青衫的袖子挽到了肘上，一只手撑着石案，说话的时候整个人往前倾。
他对面是个瘦削的，站得笔直，两只手拢在袖子里，说话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放。石案边上还蹲着一个，手里捏着一根松枝，在地上画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线，又在线的上头画了一片圈。
“你们读《禹贡》，只晓得河是水。”高个子拍着石案，“我们住在河边上的人晓得，河是城墙。”
“北流这二十年决了几回，淹了几州？”瘦削的那个不急不慢，“你拿百姓当城墙的砖。”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从塘泊说到役夫，从役夫说到梢草。
蹲着的那个一直没吭声，松枝在地上又添了一笔，才慢悠悠地开口：“你们两个都只算了一半。河一改道，漕粮就少运，边军的粮从哪里补？补粮的钱从哪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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